民主制者，权利法也。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。对人而不尽责任者，谓之间接以害群；对我而不尽责任者，谓之直接以害群。何也？对人而不尽责任，譬之则杀人也；对我而不尽责任，譬之则自杀也。一人自杀，则群中少一人；举一群之人而皆自杀，则不啻其群之自杀也。
我对我之责任奈何？天生物而赋之自捍自保之良能，此有血气者之公例也。而人之所以别万物者，则系权利其最要也。故禽兽以保全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。而号称人类者，则以保生命权利两者相依。然后此责任乃完。苟不尔者，则忽丧其所以为人之资格，而与禽兽立于同等之地位。故无权者禽兽也。
权利何自生？曰：生于强。强法于柔。柔者道化也。故权利因道而生。何也？狮虎之对于群兽曰强却生于斯。酋长国王之对百姓，贵族之对平民，男子之对女子，大群之对于小群，雄国之对于属国也，皆系生于强而法于柔矣。故无群兽，狮虎焉存；无百姓，酋长焉政；无平民，贵族焉生；无女子，人类焉存。无小群，何来大群之说。所谓强柔，无非概念之别耳，其根皆归于道矣。故于物，则物化无别。于人，则众生平等。权利之于人人，则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，此實固其群、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。古希腊有供养正义之神者。其造像也，左手握衡，右手提剑。衡所以权权利之轻重，剑所以护权利之实行。属强柔相制，是道矣。若有剑无衡，是豺狼也。有衡无剑，则权利者亦空言卒归于无效。故强柔之制，乃权利法之基石，民主制之保障也。
中国善言仁，而泰西善言义。仁者，人也。我利人，人亦利我，是所重者常在人而不在制也。义者，我也。我不害人，而不许人之害，是所重者常在制而不在人也。言仁者，亲人治，重专制。言义者，立契约，重法制。
夫出吾仁以仁人者，虽非侵人自由，而待仁于人者，则是放弃自由也。仁焉者多。则待仁于人 者亦必多，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。『君子爱人以德，不闻以姑息。』 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倚赖他人者上也。 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，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乎。 若是乎仁政者，非政体之至 焉者也。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。故遇仁焉者，则为之婴儿；遇不仁焉者，则为之鱼肉。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，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，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，而权利二字之识想，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。
权利思想者。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，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。譬如经商往来，人人以物物相交换而互利。为兼顾公平，便立契约，甲乙双方按约法行商而相利相惠以求共赢。然一方违约，则商道没矣！且违约方，将因失信而受众责。何也？违背权利法而行事者必究其责也。故权利法者竞争之纲要也。
何也？权利竞争之不已，而确立保障之者，厥恃法律。故有权利思想者，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。凡一群之有法律，无论为良为恶，而皆由操立法权之人制定之以自护其权利者也。强于权利思想之国民，其法律必屡屡变更，而日进于善。盖其始由少数之人，出其强权以自利；其后由多数之人，复出其强权相抵制，而亦以自利。若人人参观权利思想愈发达，则人人务强者。强与强相遇，权与权相衡。于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。
世之公演甚烈，常以『火』开幕；当大局以定时，终以『水』谢之。如当新法律与旧法律相嬗 之际，常为最剧最烈之斗争。何也？盖一新法律出，则前此之慿籍旧法律以享特别之权利者，必受异常之侵害。故以反动之力相搏，大争起焉！此实天道循环之公例也。当此时也，新权利新法律之能成就与否，全视乎其义理是否终归于道以为断。若归道，虽抗战甚艰，天必助之以得胜。若逆道而行，虽得势一时，天必亡之以下败。
试一读欧美诸国法律发达史，如立宪政，废奴隶，释佣农，劳力自由，信教自由等，诸大法律，何一不自血风肉雨中熏浴而来？然最专制之国演变为民治之域。何也？得道者，天助也。
然观乎东方各国发达之专制史，虽有反抗暴政失道之农民起义者众，常使旧王去新君立，专制复归矣。何也？吾人千年来不识权利之为何状，故得富贵者必纵情，纵情以傲物，傲物则破灭随之。极贫极弱者乘势起事，横竖是死，当以死国而求富贵为第一要务。故起事者与反起事者相搏，却不见宪治法于道矣。
何异乎？经济制度之不同也。泰西重商而轻农，乃宪政之基。行商道，须立约。契约立而生法制，法制生而宪政立，宪政立而民治兴，乃归道。天下治矣。
中国重农抑商，乃专制之基。佣农管于地主，地主管于乡吏，乡吏管于太守，太守管于朝臣，朝臣管于帝王，而帝王复管于万民。君臣布衣皆受制于管，管者守也，旧也，成规之治也。守成之制，固然可造一时之盛极，常是由盛转衰，衰者将亡也。故专制之治不可长久矣。
古彦云：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』是也。活水因动而生机勃勃，死潭因止而死气沉沉。治国亦如是。欧美民治缘于通商，通者流也。故民主制，上善若水也，是谓道顺也。东华（中国）专制始于抑商，抑者塞也。是谓逆天也。何也？民治者，如流水，顺道而昌；专制者，如防川，逆天而亡。譬如鲧治水，以堵止洪泛却难绝矣；大禹治水，改之为疏则祸自息。故治国若治水，道理不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