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"resource_id":8728,"title":"丽白楼诗话","format":"md","encoding":"utf-8","chapters":[{"id":"chapter-1","title":"上編","sections":[{"id":"chapter-1-section-1","title":"正文","paragraphs":["詩要有意境與才力。意與境又自不同，而才力則所以運用意境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古人謂“詩窮而後工”，又謂“愁苦之辭易工，歡愉之言難好”。世之為詩者，往往誤解此二義。其實所謂“窮而後工”與“愁苦之辭易工”者，蓋入世不深，則不足以盡人間之變，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情，動與其境遇相為表裡。曰“窮”，曰“愁苦”，言其極也。境不極則情不真，縱或能工，抑末矣，非必教人以嘆老嗟卑為工，以傷貧怨別為窮也。故又謂“詩以言志”。前者言其境，而後者言其意。凡人之哀樂過人，或懷抱與人殊，皆境為之也。境之極而意於是乎出，其詩始工，亦由其情之真也。若乃所處非古人之身世，但蘄其貌似古人，非僅喪真，且並失古人之真，其所得止於古人面目之偽而已。此宋以後詩之所以日衰也。","唐宋兩代詩，先後媲美，無所軒輊。以言其工，突過漢魏，直接《三百篇》。何者？其意境固已極前此之世變與人事，而詩之才力又足以發其變。所謂“柏梁體”，所謂建安七子，不若是也。柏梁體特應制詩之濫觴，其本已撥。建安七子雖遭逢喪亂，其人物大都委靡頹廢，徒知標榜豪放與清高，開六朝亹亹之風。中華民族性之不振，魏晉之詩，亦有以毒之也。晚近淺者，溺古不返，遂以為詩愈古則愈工，宋必不如唐，唐必不如漢魏六朝，而《三百篇》、《離騷》，莫敢議其一字者。籲，何其陋且固歟！","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，而文物典章所被，人情與風俗亦因而異。形諸詩歌，宜表其真實。春秋、戰國人之生活，不同於三皇五帝時代；漢魏六朝人之生活，又不同於春秋、戰國時代；而唐宋元明人之生活，則又與漢魏六朝時代不同。清戊戌維新，迄於民國，遠沿五口通商之舊，近經辛亥與丁卯革命之變，文物典章，幾於空前。生活之因革，雖或矛盾雜陳，要其於人情與風俗之推移，實為有史以來之創局。苟詩人於此，懵焉無睹，行今人之行，而言古人之言，人人自以為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其去陶、謝、李、杜益遠矣。","詩者，民間歌謠之變也。自政尚帝制，仕皆儒冠，而詩始為士大夫階級所獨有。浸假至今，末貴本賤，士大夫駔僧相為狼狽，民困於生，舉莫能讀書識字。於是詩之為物，駔僧亦負之以趨，以與士大夫遊詠，轉於勞民無輿矣。惟其如是，民間之疾苦，遂不得見於詩。而此輩士大夫駔僧，身委質於異族與豪強者之間，衣於斯，食於斯，寄生於斯。民間之呻吟，異族與豪強之刀俎，彼方踞以資富貴，欲求其表暴今之生活輿時代，又豈可得哉？此無他，情與意之真者蔽於其境，而境之真者，金掩之矣。","清同光以來，為詩者號祧唐祖宋，而大都取法於荊公、後山、山谷、簡齋、宛陵、誠齋諸人。其尤篤古者，則高言杜、韓，或王、孟、韋、柳。然一究其實，祖宋則近似矣，祧唐則未也。抑所謂祖宋，亦僅從句法著眼。其弊之極，肉勝於骨；以骨勝者，又往往撏撦緒古人之枯骨，而張之以皮。顧所以致此者，真感苦少，其意境又皆囿於古人之意境也。彼蓋不解宋人詩皆自唐賢變化而來，所不同者，唐人任自然，而宋人力求不苟。試一尋繹，則恍然於宋人每以漢魏與唐人古體詩之句法，蛻為今體，南宋詩尤多近於晚唐。宋人中才思較富，而氣力橫絕者，能接杜韓之骨，如荊公、山谷、後山、誠齋、放翁皆然。簡齋、宛陵，則前者襲杜韓之皮，而後者刺取王、孟、韋、柳之骨。之數子亦間參陶、謝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","同光詩人什九無真感，惟二張為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。二張者，之洞與謇也。之洞負盛名，領重鎮，出將入相，而不作一矜誇語。處新舊變革之際，危疑絕續之交，其身世之感，一見於詩，視謇尤真摯。如《九曲亭》雲：“華顛文武兩無成，羞見江山照旆旌。只合巖棲陪老衲，石樓橫榻聽松聲。”《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》雲：“故人宿草已三秋，江漢孤臣亦白頭。我有傾河注海淚，頑山無語送寒流。”《讀宋史》雲：“南人不相宋家傳，自訁羽津橋警杜鵑。辛苦李虞文陸輩，追隨寒日到虞淵。”《崇效寺訪牡丹已殘損》雲：“一夜狂風國豔殘，東皇應是護持難。不堪重讀元輿賦，如咽如悲獨自看。”《中興》雲：“流轉汀湖鬢已皤，重來闕下撫銅駝。故人第宅招魂祭，勝地林亭掩淚過。前席頗憐非少壯，小忠猶得效蹉跎。神靈今有中興王，準擬浯溪石再磨。”諸作皆沉鬱蒼涼，其感嘆之深，溢於言表。蓋之洞夙主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者，丁滿清末造，知國事之不可為，其主張之無補於危亡，而身為封疆大吏，又不得不鞠躬盡瘁以赴之。後二首居宰輔時之作，時勢益艱，故危苦益甚。淺者譏之洞之詩有紗帽氣，不惟不知之洞，且不知詩矣。之洞於各體詩並工絕，其五七言古體詩，直可與荊公抗手，無能高下。","民國以來作者，沿晚清之舊，於同光老輩，資為標榜，幾於父詔其子，師勖其弟，莫不以老輩局日蝦，而自為其水母。不知同光詩人之祖宋，與宋四靈、明七子之學唐，直無以異，蓋皆貌其面目、聲音，而遺其精神也。唐人以自然得其真與美、善，而四靈、七子，務刻劃以蘄似於自然，背矣。宋人以充實矯平易浮滑之失，與唐人爭勝。而同光迄於民國以來詩人，但彫琢以求充實，空矣。或謂同光詩人，如鄭珍、江湜、範當世、鄭孝胥、陳三立，皆不盡彫琢，能屹然自成其一家，固矣。然珍、湜實當鹹同之世，不得列為同光人。當世、孝胥、三立，則詩才與氣力，故自不凡。而孝胥詩情感多虛偽，一以矜才使氣震驚人，三立則方面太狹，當世則外似博大，而內猶局於繩尺，不能自開戶牖。以視珍、湜詩，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用，抑又次焉。即以珍、湜論，《伏敔堂集》且突遇《巢經巢》，此惟可為知者道之耳。","凡大家詩，必有多方面，千篇一致，僅是名家。故義山、放翁，造詣更在王、孟、韋、柳之上，其得於杜獨多也。白香山之《長恨歌》、《霓裳羽衣舞歌》、《琵琶行》與其他七言古體，截然兩人所作。而少陵五七言律與荊公七言絕句，又皆千聲萬態，絕不類出於一家之手。此其所以為大也。玉溪之前後《無題》，以及《錦瑟》、《碧城》諸作，皆從老杜之“雷聲忽送千峰雨，花氣渾如百和香”一首脫胎而出；而《寫意》、《隨師東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籌筆驛》諸作，皆淵源於老杜之“花近高樓傷客心”一首，其《春雨》、《楚宮》、《流鶯》諸作，又老杜之"]}]}],"toc":[{"id":"chapter-1-section-1","chapter_title":"上編","section_title":"正文","is_available":true}],"plain_text":"#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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